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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医国粹:“中医药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方式”
传承中医国粹:“中医药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方式”
 

  既要尊重中医药发展规律,又不能崇洋,也不能盲目排外——

  “中医药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方式”  

  花了20多年时间在中国系统学习中医并获得中医博士学位后,加拿大学者胡碧玲对浸染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神奇中医感叹不已:“中医药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应照搬西方的教育体系!”

  这些年,围绕“中医药现代化”和“中医西化”等趋势,社会多有争议:用西医的学科体系来构建中医药教育,拿西医的评价体系给中医打分,一些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改行当医药代表导致有人甚至把中医药大学戏称为“医药代表大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逐渐走失,失去了灵魂。

  “中医药教育要现代化,不要东施效颦”

  学生在中医专业学三五年甚至八九年不会或不能熟练进行脉诊,这在汕头大学中医教研室主任、汕头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肖咏看来,似乎是中医药教育的通病。

  肖咏认为,这与近年来一些人否定和排斥中医疗法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过于偏重西医,忽视中医经典教学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中医药院校开设的中医学专业课中,中西医比例为6∶4;也有学校开设的解剖学、生化、化学实验等西医课程约占专业课程总数的一半;还有些中医药院校开设了名为“临床医学”的纯西医专业。

  不少学者认为,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思维的退化、在科研项目立项审批上过度强调现代科学指标导向,以及中医药专业学生对中医价值缺乏认同,是中医药加速“去中国化”的重要原因。

  “学了这些课程貌似中医和西医都懂,可以宽口径就业,但其实学生可能都不精通。”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潘毅认为,“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实现现代化是必然趋势,如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中医药的疗效、分析药理成分、用大数据手段加强中医药教育的针对性、给中医药专业学生增设部分西医基础课程,以及中医门诊借助现代医学仪器,这些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如果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失去了几千年传承不断的灵魂,那就谈不上卓越。”

  对此,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警告说:“在中医药发展上,今后我们再不能东施效颦,一味照搬西医体系!”

  潘毅建议,今后,中医药院校在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基础上,要高度重视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加大中国传统文化、医古文等课程的比重,把训练学生的中医思维作为提高中医药教育质量的重中之重。

  “既要尊重中医药发展规律,又不能盲目崇洋”

  不论中医还是西医,每种医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土壤。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谷晓红认为,中医从“治未病”到“治有病”,再到善终,都体现了独特的东方哲学思想。“与西医注重治‘有病’不同,中医关注人的生命全过程,在一个人的身体还没出问题前就开始着手‘从上游捞人’。所以,我们在发展中医药和中医药教育时就得遵循中医药有别于西医的独特规律。”谷晓红说。

  潘毅认为,西医是结构科学,更关注器质性病变,中医学则关系和结构都不放过,但更关注整体和调节关系,更关注功能。中医所说的“治未病”就是西医所说的功能问题,其中部分人功能失调,但检查指标是正常的。假如把医疗重心放到预防而不是发病后的治疗,可节省大量费用。

  实际上,中医药发展的这种规律为我国国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表明,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中医类医院3966所。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45.2万人。中医类门诊部、诊所42528个。201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1亿,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2691.5万人。同时,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坚守传统的、完全依靠“望、闻、问、切”的中医坐诊模式还能否适应时代需求,一直是广受社会争议的焦点问题。潘毅认为:“从事现代中医的人如果没有基本的西医基础知识,也可能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比如,高血压诊断,中医能从脉象判断出来,但血压究竟高到什么程度,需要有西医手段和体检报告来配合诊断。问题是,做一名合格的现代中医到底需要多少西医知识才算‘基本’?”

  事实上,中医药教育学界对于借鉴西医的一些治疗手段并不排斥。“我们既要尊重中医药发展规律,又不能崇洋,同时也不能盲目排外。”谷晓红认为,在中医和西医之间,我们不应有门户之见。

  中医药“走出去”的信心不能凭空而来

  西方社会对于中医药的这种特殊性,其实并不陌生。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医药走出国门,进入中国的国际形象标识之列。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86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医药方面合作的协议,世界卫生组织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

  “中医药如何用现代化的语言、实证、证据说服医学同道?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毅表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中医药的内在特质,这涉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方面。

  “我们倡导中医要有自信,但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在现代社会,中医发展水平和影响力如何提升?必须把握时代脉搏,既要适应国外发展环境,又要彰显中医药的优势,将传承与创新高度融合,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医药的影响力。”胡鸿毅说。

  按照《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的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

  不少学者认为,虽然中医药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阶段,但中医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理论缺少现代化解释。中医药要“走出去”,必须让它从模糊走向清晰,从清晰走向数字化,从数字化走向标准化,从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标准。

  “推动中医药‘走出去’需要建立标准。首先我们要学会建立标准的方法,建立的标准要被国际认可和接纳。所以,建立标准除了要有意识,还要掌握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认为,制定标准最大的困难在于文化背景和语言的障碍。(本报记者 柯进 万玉凤)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2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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